楊泰順博士/中美文經協會理事暨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勞工曾是民主黨的鐵票
熟悉美國政治的朋友都清楚，勞工向來是民主黨的死忠鐵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由於共和黨的執政無能導致美國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許多工廠倒閉後造成勞工的大批失業。後來當選總統的民主黨的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採行凱因斯經濟理論，由政府借債大舉進行公共建設，為勞工創造就業機會，使勞工階級得以脫離經濟困境。從此勞工視民主黨為救世主，黨內精英也自此奉行羅斯福的治國理念，造成勞工與民主黨政治結盟長達近百年。
然而，這對政治上的「鐵桿兄弟」在千禧年後已出現裂痕。尤其在川普崛起後，勞工階級開始將目光轉向過去排斥的共和黨。觀察者分析，勞工選票的轉向是川普得以贏得2024年大選的關鍵因素，甚至還造就共和黨橫掃參眾兩院實現完全執政。
川普是美國的巨富，生活奢糜毫不掩飾，政策主張亦傾向為富人減稅，私德與司法案件尤其不堪聞問，這樣的候選人究竟如何說服勞工轉向？或是結構性的因素，使兩者的緊密關係難以為繼？
民主黨：為落實自由主義付出代價
自由主義強調政府的責任乃在保障公民的獨立自主與受到公平的對待，民主黨長期以來擁抱此一理念，以此與著重國家富強的共和黨形成對立格局。由於此一理念對社會弱勢的勞工與少數族裔有利，民主黨的理念因此受到這些群體的歡迎，長期在選舉中給予大力的支持。
二戰以後，黑人與婦女權益因自由主義的浪潮獲得顯著的提升，民主黨也因此掌控國會多數將近半個世紀。當主要族群皆已獲得權益保障與平等對待後，民主黨菁英開始將注意力轉向一些「邊緣少數」，如兒童、年長者、非法移民、同性戀與跨性別者。的確，在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下，沒有人應該因為年齡、膚色、性別認同而受到歧視。
然而，當民主黨致力保護這些邊緣少數的利益時，對勞工的關注便相對減弱。尤其美國崇尚資本主義，千禧年前後更大力扶植世界貿易組織(WTO)，將市場經濟高唱入雲。政府既然倚重市場操作，對競爭弱勢者的保護便有所侷限。勞工眼見工廠一家家的外移，有限的工作機會又遭逢外來移工爭搶，但長期依賴的政治盟友現在卻高舉「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大蠹，不斷提出保障邊緣少數的政策，勞工的失望不言可喻。曾偏左社會主義自詡的賀錦麗，競選期間竟自稱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形同在勞工的傷口上灑鹽，勞工這一票如何投得下去？
家庭經濟結構改變驅使勞工追隨權威
若說市場經濟與全球化是勞工離開民主黨的推力，則數位產業的興起則可視為勞工投向偏激右派政黨的拉力。職場上勞工必須聽命於人，微薄的薪水也難以驕其妻孥，但男性在傳統家庭中的地位，多少成了修補自尊的避風港。但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觀察到，數位經濟的興起改變了傳統的家庭結構。由於鍵盤前的工作不講究氣力，女性在就業市場上與男性競爭毫不遜色，不少家庭竟已改由女性負擔主要的生活開銷。這對傳統的父權觀念顯然是一項挑戰，一旦家庭無法提供勞工自我的肯定，福山認為，勞工便會轉而依附陽剛偏激的政治領袖，除了彌補心靈的缺憾，也期待改變能真正發生。川普強勢的發言，對現狀毫無保留的批判，讓他成為勞工心目中的反主流英雄。至於，所主張的政策可能遭致嚴重的通膨與國際秩序的混亂，甚至加劇財富分配的不均，則對勞工而言都過於複雜難以消化。
既然是西方自由主義所衍生的問題，此一現象便不僅出現在美國，歐洲主要工業國在過去十年也見證了偏激右翼勢力的興起。只是這些國家規模不如美國，對國際政治的衝擊較為有限。故而，若將川普的橫空出世視為意外，以為只要稍加應付歲月仍然可以靜好便大錯特錯了。如福山所言，川普的當選為新趨勢的體現，反而拜登上次的當選才是意外。面對此一新趨勢，台灣對內對外政策似乎也應大幅度的改弦易轍以為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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